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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的脚踪

2018-2-12 | 作者:陕西 银谦民 | 浏览数:410 | 内容来源:本站编辑发布
  圣经说:“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10:15)银家村基督教会,迄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有风雨坎坷,也有柳暗花明,无论如何,有主同在,教会走过的路滴满脂油。抚今追昔,在此记念几位西方传教士。他们接受上帝的呼召,不远万里,跨海越洋,将福音传到渭南,并资助建立银家教会,牧养主的群羊。俗话说,吃水不忘掘井人。让我们回顾历史,追寻其佳美的脚踪。
  1、胡林德牧师
  银家教会的创立和发展,与胡林德牧师密不可分。起初是搭棚布道,布道队由胡牧师差派而来。后来教会出资360块银元购置地产建立教堂(胡牧师出资160块,占近乎一半)。第一任长老银元济(笔者的父亲)由胡牧师按立和送往外省接受神学训练。胡牧师来过银家三次以上,至少有一次是携家眷同来。其夫人是美国人,中国名字叫胡蒲慈存,他们育有一双儿女,女儿叫玛吉,儿子叫德禄。
  胡林德(HugoLinder)牧师是瑞典人,生于1868年6月12日,去世约于1957年。他于1893年来华(一说1899年,光绪乙丑年),先游行布道于山西太原、临汾、运城等地。后来到陕西大荔约十年光景。因原在大荔的伯诚信牧师(瑞典人)到运城总理瑞华会事务,胡牧师接替主理大荔教会。期间,潼关县教会、华阴县教会、朝邑县教会、平民县教会(平民、朝邑现都归大荔)、渭南的孝义教会得以建立。他于二十世纪初(一说1909年,很可能大荔蒲城两地兼管)到蒲城设立蒲城老会(老会是瑞华会的一级组织,上属总会、下辖支会),并创立了白水县教会、华县教会、渭南县渭河以北的教会(其中有银家教会)。
  在关中东部的教会历史上,胡林德牧师确实应大写一笔。他创立了同州和蒲城两个老会。为大荔教会购置了东街教会的房地产。为蒲城教会购置了西府巷南院教、北院的牧师楼,还有男校女校。在渭南(渭河以北)购买了孝义教堂、巴邑教堂,帮助购买了银家教会。为教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还兴办教育,为教会、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之才,贡献良多。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西大旱,特别是素有“粮仓”之称的关中八百里秦川,因上年夏秋两季近乎绝收,遂成陕西历史上著名的“十八年年馑”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随后而来的瘟疫“霍烈拉”(霍乱)更造成“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胡牧师争取到国际慈善组织“华洋义赈会”的款项,联合当地有识之士,在蒲城县西府巷教堂及东街搭建粥棚,施舍粥饭。无论教内教外,来者不拒,如果是儿童,不但让吃饭,还免费入学读书。只此一举,不知挽回了多少家庭,救活了多少条生命。在远离蒲城的银家村,至少有十来个人因此性命得以存活。单是艾海瑞(1917-2006)一家就有五口人在教会学校上学,实则度饥荒。教会北院主日学院内支了四口大锅,一日三餐供应粥饭,五口人整整吃了两年。他年至耄耋,念念不忘神的恩典,不忘胡牧师救命之恩,每谈及此,总是老泪纵横。
  胡牧师是医生,擅长牙科,初来时,开设诊所,建立教堂后,亦不断地施医舍药。后人对胡牧师的评价,褒贬不一。批评他的人士说他有西洋人的民族优越感,看不起中国同工。说过“吃谁饭,跟谁转”,“吃了我的米饭,要听我的使唤”这样的话。说他乘快马,衣轻裘,开汽车,雇仆佣。而另外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传教士生活与他们国家的背景有关。在中国人看来是高级享受,如果放在他们国内,乃是一般水平。如果和美国传教士相比,他们还是“穷人”。两种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他对上帝的虔诚奉献,对福音事工的卓越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有今日千万信徒蒙恩得救作为见证。所谓“吃谁饭,跟谁转”只是他用纯熟的本地方言说的玩笑话而已,以此作为“罪状”,与文革期间的“上纲上线”何异?
  胡牧师生性直率,言谈豪爽。人称“胡对(儿)”。“对(儿)”,关中方言,说话针锋相对的意思。与银家教会的渊源,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还有一件轶闻趣事。胡牧师到银家来时,逐户探访信徒,有一位信徒,因有人反映他信主后仍种鸦片烟,那时种植、吸食鸦片很普遍,但教会禁止,胡当面批评过他,他就不来教会了。胡牧师到他家去时,他不接待。他说,“胡牧师,你再不要来了,我已经出教(退出教会)了。”胡答:“你出教了,你是不是嫌窖(教)里捂人?”他巧妙的用了“教”与“窖”的谐音(蹲在红薯窖里闷人,呆在教会里也不自由)。后来他跺下脚上的尘土。这至少说明他运用本地话的纯熟程度。
  2、王淑真教士
  瑞典国的王教士(瑞华会称未婚女传道为教士)本名Hannawang,中国名字叫王淑真。她生于1891年6月27日,是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在瑞典曾当过两所学校(一所水利学校,一所中学)的校长,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她的父亲赠送她四十亩葡萄园作为嫁妆(只是她终生独身)。30岁时她蒙神呼召作传教士,在关中这块被艰难贫穷所困、被兵荒马乱所扰的土地上待了近30年(其间数次回国)。她身材高挑,碧眼金发,衣着朴素,生活相当低调。她来往奔走在蒲城、白水、渭南(河北)的广大农村。因那时的妇女都未上过学,读圣经有困难。她就“俯就卑微的人”(罗12:16),主要工作是办妇女学,推广注音字母(俗称“快字”,和现在的拼音字母读音相同,但写法不同,如bpmf写成ㄅㄆㄇㄈ)扫除妇女中的文盲。她个人生活相当简朴,不追求优越条件,不打扰别人。她自带行军床和被褥、煤油炉、自制面包。本堂银元兴执事、王明耀执事,多次用牛车接送她。她节省下的钱,周济了许多孤儿,供他们读书。她关心人的灵魂,常问年轻人:“你得救了没有?”她说重生得救最为重要。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差会不准许单身妇女留在中国,但她坚持了下来。因她极其节俭,有西国教士认为她丢了西方人的脸面,她仍我行我素。直至抗战胜利后,她于1946年第三次回国后再未来中国。她时年约五十六岁,她对当年接待她的李亚琴(蒲城东陈姚堡人)说,差会让她每八年回国休息一次,她已满了三个八年,这次回国就专心伺候她的高堂老母,要尽她为人子女的孝道去了。银家教会还有人至今记得她坐在牛车上,向众人挥手致意,依依惜别的场面,令人动容。
  王教士性情温良,任劳任怨,在信徒中口碑极佳。每每有不明事理的人问她的年龄、家庭、婚配、子女(西方人的忌讳),王教师不急不恼,耐心作答,效法主的柔和谦卑,由此可见一斑。
  3、奚服礼牧师
  第三位到银家教会来的西国传教士,应当是奚服礼牧师(SelfridEribammar,1908-1999年)。奚师母(HannaEribammar)晚于他几年九十四岁时去世。他于1934年来华,奚师母1933年来华,一直在沂锡(今临沂)工作。胡林德牧师的师母于1937年左右去世,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胡牧师同另一位女传道人云教士结婚,因身体欠佳遂于1940年回国休养。差会派奚服礼牧师接胡牧师的班,主理蒲城老会事务。此时因抗战胜利,本村银元济长老从“伤兵招待所”回蒲城教会学校教书。1946年前后,奚牧师来银家视察教会事务,给人较深的印象是,他身材魁伟,西装革履,戴着眼镜,文质彬彬,与同样高大魁梧的王教士一路走来,谈笑风生。1948年,战争局势愈演愈烈,差会让所有的传教士回国,奚牧师也走了,瑞华会在中国的整个工作也宣告结束了。
  虽然这样,这些传教士回国后没有放下他们的使命,他们不能向大陆的中国人传福音,却仍然用各种方法向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传福音,他们念念不忘在中国的日子,直到年老都在为华人教会服务。直到今天,当年的传教士的接棒者和他们的后人都在关心他们先祖当年所开垦的这片土地,纪念他们当年流泪所撒下的种子。
  内地会创始人戴得生说过:“假如我有一千条生命,我不愿为自己留下一条而不为中国。假如我有一千万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面对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我们反省自己身为炎黄子孙爱同胞的心,真可谓无地自容了。宣教士们并非不爱祖国。瑞华会的传教士很自豪地说,他们的国家是神所祝福的国家,数百年无外敌侵入,无内战困扰。瑞典的教会和传道人,理解和支持中国教会走“三自”爱国道路,他们对教会的支持帮助,完全出于爱心,没有自私和支配他人的动机。2003年“二华”(华阴、华县)水灾,瑞典教会捐献30万人民币给灾区人民购买食物。在十九、二十世纪的传教运动中,美国出钱最多,而瑞典在外的传教士最多。平均每60人就有1人在外国宣教。虽然“吃亏上当”的事他们常常经历,但他们相信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一如既往,不改初衷。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诗126:6),这些从西方而来神的仆人使女、基督的使者,带来和平的福音,代基督求中国人与上帝和好。他们受苦流泪,有许多人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当年流泪撒种,今日果实丰硕。今天成千上万信徒,可以在神面前为他们作见证。他们爱我们,是因为他们爱神。今天我们怀念他们,更应当效法他们的榜样,爱他人的灵魂,延续他们佳美的脚踪,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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