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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明史及其中国化

2017-7-13 | 作者:北京 卓新平 | 浏览数:139 | 内容来源:本站编辑发布
  导论: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已有两千年多年的历史。基督教亦称为“基督宗教”,对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明的发展有着广远的影响。贺麟在其《文化与人生》一书中曾说:“基督教文明实为西方文明的骨干。其支配西洋人的精神生活,实深刻而周至,但每为浅见者所忽视。若非宗教的知‘天’与科学的知‘物’合力并进,若非宗教精神为体,物质文明为用,绝不会产生如此伟大灿烂的近代西洋文化。”基督教作为一种文明载体在文化形态上有着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有机结合,表现出其开拓性、扩散性和冒险性,基督教最初产生于亚洲,具有东方文化的色彩,只是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国教化以后,才逐渐形成对今天西方人及其影响地区民众的精神生活之特点。随着基督教的全球传播,基督教不再只是西方文化的代表,而融入不同社会之中,形成其本土化发展,而这在中国,则意味着基督教的“中国化”。所以说,基督教经历了犹太文化、罗马文化、西方文化和世界各地本土化的发展演变,是一种出亚入欧、跨越地域和融入处境的宗教文化形态。
  一、基督教的思想文化渊源:两希文明、希罗文明
  基督教在其起源及形成上乃直接继承、吸收了古希伯来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重要因素,受到希腊化时期古代地中海周边地区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影响。基督教最初产生于犹太教,并从犹太教中承袭了源自古希伯来文明及与之相关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波斯等亚洲文化,此后又吸收了古希腊罗马等文明中的一些宗教观念和神话传说。这些宗教思想文化因素被基督教继承、发扬,在其历史发展中被改造、革新,从而形成了体现在基督教思想和神学、礼仪及宗教生活中的一些基本观念。
  突破犹太教之限的保罗把基督教传给了“外邦人”,并且强调:“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哥林多前书9:22)这是基督教本色化的基础,也为基督教适应中国处境、实现“中国化”提供了依据。
  二、基督教文化的形成及中世纪欧洲的重建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曾作为其国教的基督宗教却得以保存,并在欧洲中世纪发展中为其社会及思想文化的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基督教罗马化亦是其西方化的开端,正是在欧洲从古代往中世纪转型过程中,以基督教文化为特色的西方文化得以奠立。基督宗教能在欧洲古代至中世纪转型时期存活下来并起到欧洲重建的主导作用,乃有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原因:
  第一,基督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有其独立性和其传统的延续性,要比政治、法律等更加远离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因而并非与古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
  第二,基督宗教本身有着与广大群众直接联系的教会组织形式,其社会网络及其与基层群众的凝聚,使其并不因为罗马帝国社会政治体系的崩塌而受到致命打击。
  第三,基督宗教拥有当时欧洲文化发展上的优越性,而推翻罗马帝国的日耳曼等“蛮族”当时仍属原始社会末期的发展,其社会重建、政权巩固都需利用基督宗教这一文化体态及其文化优势,故其并不直接与教会为敌。
  第四,基督宗教当时已发展成为欧洲人们普遍信仰的宗教,甚至推翻罗马帝国的日耳曼等部族亦早已信奉基督宗教或其异端教派,故此他们仍将基督宗教作为其精神支柱和文化标志,保持与教会的密切合作。
  这些特殊原因使基督宗教在欧洲转型和重建的过程中处于得天独厚的地位,因而也给西方文化打上了“基督教信仰文化”的烙印,教会由此亦开始其全面发展,并曾达到在欧洲“万流归宗”的鼎盛。
  基督教作为从古代世界保存下来的唯一较为完备的文化体系,对中世纪西欧的重建起过关键作用。一方面,基督教会在西欧社会重组中发挥了其得天独厚的整合功能;另一方面,基督教的思想文化为西方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基本模式和重要内容。因此,“西方文化”的基本定型乃在这一时期,而其特色则基本上为一种基督教文化。西欧中世纪的文化复兴,乃与基督教有着不解之缘。
  1.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
  加洛林王朝为欧洲中世纪初期法兰克王国王朝,因其创建者丕平的儿子查理(拉丁文即“加洛林”)大帝而得名。加洛林文化复兴代表着中世纪千年历史上西欧的第一次文化觉醒,也是基督教参与西欧在中世纪的文化重建所获得的首次成功。后世曾有西欧中世纪“千年黑暗时代”之说,其实,随着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就标志着这此前“黑暗时代”的结束,所以这一“黑暗时代”从西罗马帝国灭亡至加洛林王朝复兴持续不足五百年,并非千年之久。
  查理大帝深受基督教影响,其执政后决定依靠教会的力量来把国家与教会融合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基督教帝国。为此,他曾微服私访,广招教会人才,在其宫廷内集中了来自欧洲各地的教会学者,包括英国教士阿尔琴等人。以阿尔琴为代表的这些教会学者创办法兰克宫廷学院,翻译整理古希腊罗马文献,开展哲学、文学、艺术等研究活动,因而很快就兴起了中世纪西欧学术研究之风,开始了西欧修院及宫廷的教育活动,形成了9世纪前后加洛林王朝思想、文化及教育的迅速发展。
  查理大帝去世后,在其孙秃头查理的支持下,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得以延续,整个欧洲社会亦开始恢复其活力。在拉特兰努、埃里金纳等人的倡导下,人们继续兴办学校,制定其管理守则、设定其学科门类,而抄录《圣经》及古代文献,对之加以翻译诠释,并进而开展系统的哲学探究等活动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此间加洛林王朝宫廷及修院学校确立了其“七艺”(SeptemArtesLiberales)课程,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其内容均与基督教知识体系相关,也是西方教育体系中的最早系统学科分类。对此,当代基督教思想家道森指出,由查理大帝倡导、以基督教教士为主体、将基督教知识用作其内容的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乃“标志着欧洲文化从诞生前微弱的曙光进入实际生活意境的第一次涌现”。
  2.十二世纪文化复兴
  继9世纪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之后,西欧社会在12世纪又达到其文化发展的一次高潮,史称“12世纪文化复兴”,其表述最初乃由当代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斯金思所提出,由此曾形成20世纪学术界对欧洲“12世纪”的研究高潮。这一“复兴”实际上乃中世纪西欧社会基督教文化的再次复兴,但它不仅说明基督教文化体系在欧洲的真正确立、其思想影响在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展开,而且也标志着中世纪欧洲社会文化制度的基本成熟。
  12世纪文化复兴的主要特点是欧洲文化教育的复兴及繁荣发展。在12世纪前后,欧洲各地创办了众多的大学。这些由基督教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发展出来的综合性大学标志着欧洲文化史上高等教育的真正形成及其大学体制的奠立。“大学的诞生”使欧洲社会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而其知识及教育的力量则影响到欧洲社会各个领域,使其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从而为其近代社会出现的突破埋下了伏笔、打下了重要基础。
  在1100至1200年之间,各种新的知识通过西班牙、意大利及其西西里等地而涌入西欧,使欧洲人接触到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和古希腊医生们的各种著述,促成了哲学、物理、数学、天文、医学和法律等学科发展。其实,最早的希腊哲学也发源于其亚洲地带,而古希腊文化在12世纪西欧的复兴则得到当时伊斯兰教文化发展传播的直接推动,受到当时犹太哲学思想的一定影响。所以说,文化的复兴需要其社会的开放,是海纳百川的结果。欧洲最早的大学于11世纪末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创立,以教会法典和罗马法典的教学见长,故曾为欧洲中世纪法律知识复兴的标志。但真正的综合性大学则始于12世纪初法国巴黎的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巴黎大学即圣母院学校的直接产物,以“索邦神学院”为标志。12世纪时法国已有修道院学校70多所,其中许多学校乃代表着当时欧洲学校中的第一流水平,尤以夏特大教堂学院最为出名,曾吸引许多著名学者如圣伊夫斯、伯尔纳、蒂尔里和索斯伯里的约翰来此任教讲学。
  12世纪文化复兴所体现的学术、思想探究的自由,也带来了基督教思想体系中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这种对人的关注、对人的本性与命运的探讨开始了神学从“神本”到“人本”思想的过渡,引发了对人性及其精神的重视。可以说,12世纪的文化复兴直接迎来了13世纪欧洲经院哲学的鼎盛发展,亦为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创造了条件、做好了准备。
  3.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发展
  “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本指在学校讲授的知识学说,后成为中世纪欧洲大学中讲解、流传的哲学思潮之专称。它产生于11至14世纪,其特点是运用理性形式、逻辑方法来论证基督教信仰,因而乃思辨性的基督教哲学。经院哲学的产生,使基督教神学从其原初的《圣经》注释和教义信条阐述发展到运用理性、基于逻辑来探究神与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从其形成其神哲学的思想传统。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讨论核心乃共相与个别、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由此形成唯名论和实在论两大派别、以及从信仰达理解或理解求信仰的两大认知路径。“经院哲学”不仅是逻辑学、辩证法、形而上学之思辨的发展,而且也使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体系开始完备起来。欧洲从古代走向近代革新并非所谓“跳跃性”发展,而也经历了由量的积累到发生质变的漫长发展过程,体现为一种渐进而达突变的社会变革方式。
  4.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14至16世纪即欧洲中世纪后期至近代初期所兴起的一场席卷整个欧洲、产生广远影响的人文主义思想文化运动。这一运动虽然以“古典文化的再生”为旗号,实际上却乃欧洲基督教文化本身的革新运动。它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是对中世纪传统模式的突破和扬弃,也是代表欧洲近代思想精神的萌芽和诞生。在这种联结中,基督教思想文化体系乃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文艺复兴运动率先在欧洲基督教社会的心脏地带意大利兴起,不少人文主义者乃基督徒、甚至为教会神职人员。文艺复兴运动在文学、绘画、雕塑、建筑等领域的成就,亦与基督教文化及其社会生活相关。此后,文艺复兴运动扩展到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尼德兰等地,成为欧洲社会变革和文化更新的普遍现象。文艺复兴运动乃欧洲基督教思想文化体系内的一种调整、一种更新、一种变革,它由此而达到了“人”在基督教文化中的一次“新生”,并迎来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新纪元”。
  三、宗教改革运动与基督教的本土化发展
  16世纪,在欧洲各地先后出现了宗教改革运动。这一运动是西方社会政治史及基督教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亦表明欧洲在中古与近代之交时其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在结构、组织、思想、心态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由此而步入近代基督教多元化及地域化的复杂发展。从社会政治意义上来看,宗教改革运动标志着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掀起了广泛而深入的反封建的社会政治运动,它导致了欧洲中古封建制度的终结,迎来了其资本主义近代发展的全新历史。从宗教信仰意义上来看,宗教改革运动推动了基督教会内部的革新,它动摇了天主教会及其教阶体制的权威地位,导致了基督教三大教派中新教的诞生,并形成基督教在近代社会民族化、区域化发展的多元景观。
  宗教改革运动最早在德国出现,由此在整个欧洲形成连锁反应。1517年,教宗利奥十世以修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理由派其特使台彻尔到德国兜售赎罪券,遭到以马丁·路德(1483-1546)为代表的德国神学家及教会人士的坚决反对,从而引发宗教改革运动。1517年10月31日,路德公开贴出题为《关于赎罪券的辩论》之“九十五条论纲”,揭开这一改革的序幕。其对教宗权威的挑战及在信仰上自主自治的主张使之与罗马天主教会彻底决裂。他在此期间用德语翻译了《圣经》,号召人们直接阅读《圣经》,以《圣经》的权威来抵制教宗的权威,用“因信称义”来反对罗马神职人员的行政干涉及思想压制,并建立起不受天主教会控制的民族性“廉俭教会”,因而宣布了新教的产生,并形成其路德宗传统,这实际意味着基督教的“德国化”。
  在瑞士,慈温利(1484-1531)在1518年担任苏黎世大教堂的神父后开始推行宗教改革,并曾形成一定规模,后因其于1531年阵亡而导致这一改革的夭折。1534年,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1509-1564)来到瑞士巴塞尔,继续从事改革活动。他于1536年发表其神学名著《基督教原理》,随之在瑞士、法国等地创立加尔文宗,进而发展出多个教派,并自1541年在日内瓦建立欧洲第一个由新教执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加尔文提出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预定论神学思想,并倡导其信徒过“廉俭”、“克制”和“清贫”的生活,形成一种“清教”伦理。其主张曾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起过关键作用,其“清教”身份亦成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所用的旗帜,故表现出其“瑞士化”、“英国化”。
  英国宗教改革则是由国王亨利八世自上而下来推动。他反对教宗在政治、经济上对英国教会的控制,1531年,他以罚款、惩办等手段迫使英国神职人员承认英王乃英国教会唯一首领;1532年,他又假手国会通过法令,宣布英王在英国教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规定教会立法须由国王批准、主教当选须经国王提名任命,并让神职人员向国王宣誓效忠。1534年,英国国会通过“至尊法案”,授予英王以英国教会元首的称号,这也是典型的基督教“英国化”。由此,英国国教会即圣公会诞生。
  这样,以民族性和地域性为特征、不再隶属天主教会的新教各派就在宗教改革的浪潮中相继产生。宗教改革形成了欧洲近代“教随国定”的传统(“在谁的领地,信谁的宗教”),出现了社会权力及权威从宗教体制转向世俗政权的变化,这种政治的民族化转型也是基督教本土化的开始。其中德国的路德改革形成了新教信义宗(路德宗)体系,在瑞士加尔文等人的改革发展为新教归正宗(加尔文宗或长老宗)体系,而英王的改革则建立起圣公宗(安立甘宗)体系。
  欧洲各国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运动给天主教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和震撼。为了迎接挑战、摆脱危机,天主教随之亦掀起了一场对外维护天主教权威、对内纠正其传统弊端、激发天主教信仰热诚的改革运动。这一天主教革新因乃回应欧洲宗教改革而在历史上被称为“反宗教改革运动”,实际上更多的乃其自身的革新,并进而发展出弥补其欧洲损失的海外传教修会。从此基督宗教不再只是欧洲宗教,而成为“普世宗教”,开始其全球传播,同时也使天主教面对其本色化、民族化的发展。
  在欧洲新教的发展中,新教徒对自由宗教生活的追求和在欧洲所遇到的宗教迫害,形成了17世纪上半叶向北美移民的潮流。而这一发展则与英国清教运动直接相关。“清教”乃16世纪下半叶在英国教会内部受加尔文神学思想影响而出现的改革运动,因其主张“清除”国教会残存的天主教旧制、提倡一种“清俭廉洁”的生活而得名。当清教运动受到压制和打击后,其清教徒决定移居海外,到北美寻找其宗教自由的乐土,他们通过契约而形成社会政治、宗教联盟,由此形成了北美文化的基督教特色。
  四、基督教的文化价值
  1.基督教与教育
  在古希腊文明传统中,曾有过“学院”这种教育形式。在中国古代,亦有各种私塾教育和官学教育。但在世界教育史上体态完备、分科分系、并设有学位制度的高等教育或“大学”教育,则与基督教的发展有密切关联。在基督教的倡导和参与下,欧洲中世纪的学校得以形成,并率先设立“七艺”类型的分科课程,由此开始了向高等教育的发展过渡。12世纪前后,欧洲最早的一批大学乃从基督教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这些大学延续至今,为人类教育的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后,新教各派亦开始兴办大学。此后在基督教海外传教和欧洲往外移民的过程中,这种体现新的教育理念的学校尤其是大学亦在其它各洲出现。例如,新教徒在北美资助或创办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均成为现代世界的一流大学。在中国,基督教创办的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基督教各派曾在华创办了约20所大学,形成广远的影响,其中南方的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北方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都是中国高教史上的著名大学。
  2.基督教与哲学
  基督教思想与西方哲学传统乃密不可分。早期基督教教义及神学曾从古希腊、罗马哲学中汲取养分,而其神学初期形态亦是西方早期哲学的重要构成。例如,基督教思想史的“教父学”即西欧哲学史上的“教父哲学”。在中世纪,欧洲哲学乃以“经院哲学”为主,而后者正是基督教的神哲学。此外,在中世纪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基督教亦帮助或直接参与了将阿拉伯哲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引入西欧,形成中世纪西方哲学的复兴和鼎盛。在近代,基督教思想基本上乃与西方哲学交织发展、融贯互摄。虽然此后已有神学与哲学的分野,二者的一些基本问题意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构思却有着不解之缘。直到现当代,基督教哲学仍为整个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亦是其极为活跃的领域。
  3.基督教与科学
  基督教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对宇宙的认知观念和模式、对世界起源或构成的说法,以及对人的来源和本质的认识,导致了与科学观和科学方法的复杂关联。一些带有猜测甚至错误因素的古代宇宙观和科学观曾为基督教建构自己的科学体系准备了模式和材料,也因此形成了与科学的冲突或张力。例如,欧洲中世纪自然科学的研究是在基督教神学的形式下进行的,教会对于超出《圣经》教义、逾越其“真理”界线的研究及其学说曾加以限制和禁止。因此,不少标新立异、走在时代前面的科学家曾受到迫害、经历了种种“冤案”。尽管如此,欧洲许多科学研究及发明仍是在中世纪教会的各修道院中得以实施或获得成功的。近代以来,尽管基督教与科学相冲突的事情还经常发生,但基督教的总体趋势是寻求与科学调和,并运用科学发现来修正、完善其信仰体系,由此已形成二者互为补充、各司其职、相辅相成的错综交织。在现代世界中,这一复杂关系在教会办有高水平的科学院、不少知名科学家信教的现象中得到生动反映。
  4.基督教与文学
  基督教与文学的联系始于古罗马帝国后期,发轫于“圣经文学”的基督教文学乃对西方文学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文学主要表现为教会文学,多为用拉丁文写成的基督故事、圣徒传、祈祷文或反映个人宗教灵性、内心体验的“忏悔”、“告白”等灵修文学。这些作品形成了文学中诗歌、散文、史诗等写作体裁、发展出“象征”、“寓意”、“神秘”等表述特色。而中世纪鼎盛时期的“骑士文学”、“梦幻文学”等亦浸润着基督教的精神。欧洲文艺复兴则既是欧洲古代精神的复兴,也是基督教文化的复兴,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亦不离基督教的主旨和情趣。此外,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对欧洲文学发展也极有影响。如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中将《圣经》译成德语、用这一民族语言撰写赞美诗、散文和寓言之举,就曾促进了德语的统一和德国近代语言文学的发展。欧洲近代文学发展中的神秘主义文学、禁欲主义文学、启蒙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清教文学”、“虔敬文学”、“感伤文学”等,亦留下了明显的基督教思想轨迹。在现代世界文学发展中,基督教与文学的关联尤存,基督教影响仍在,这在现代现实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中均得以体现。而基督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显然易见的。
  5.基督教与艺术
  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上,基督教艺术为其重要构成,亦有深远影响。这既表现在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雕塑和建筑、也表现在作为时间艺术的音乐之中。
  早期基督教绘画乃欧洲古代与中世纪之交最为典型的象征性艺术。这些绘画所表现出的宗教象征、抽象、唯灵等艺术倾向,曾影响到中世纪欧洲艺术的最初走向。在中世纪,圣像的描绘、雕刻、各种宗教镶嵌画、教堂祭坛画和穹顶画,《圣经》题材和教会人物形象的雕塑等,占了其整个造型艺术的很大比重,它们构成了中世纪“崇拜上帝的文化”的生动写照。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及雕塑则特别在人体艺术上出现巨大突破,科学上解剖学的发展及其实践,使对人的精准认知有了飞跃,而“人体美”的表达既是由抽象之神到形象之人的生动发展,也导致了文艺、哲学领域“美学”的形成与成熟。这种“精美”一直保持至“照相”技术的诞生。
  基督教与建筑艺术的结合,主要体现在“教堂建筑”上。基督教的教堂从其原初的“宅第教堂”等开始,形成了丰富、复杂的建筑风格及艺术特色。其建筑风格从教会早期的“巴西里卡”即长方形教堂,经历了中世纪早期的“罗马式”教堂、中世纪鼎盛时期的“哥特式”教堂、以及此后的“文艺复兴式”教堂,“宗教改革式”简朴、明快风格的教堂、“巴罗克”式豪华、夸张风格的教堂,以及近、现代的“新罗马式”、“新哥特式”、“中心式”教堂这一起伏变化、多姿多彩的发展过程。而其“拜占庭式”、“斯拉夫式”教堂建筑,以及与各地文化相结合的“本土”风格教堂建筑等,都曾为世界建筑艺术增光添彩。
  基督教与音乐艺术的有机结合则在“教堂音乐”上达到典型表述。基督教早期音乐表现出其对古希伯来、古希腊罗马音乐的吸纳、借鉴和整合。在欧洲中世纪音乐发展上,作为“教堂歌调”的格里高利歌调、以及此后的复调音乐、“神秘剧”、“圣剧”、“众赞歌”、圣咏、康塔塔、经文歌和受难曲等,既反映了教堂音乐的深厚底蕴,又揭示了西方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在现代音乐中,有着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福音圣歌、圣诞歌曲、以及美国黑人灵歌等,也对大众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普及作用。最近中国网络上唱红的童声二重唱“Youraisemeup”也是基督教背景的歌曲。
  五、基督教的中国化发展
  1.基督教的四次来华历史
  1)635年唐朝景教初来,代表着基督教真正传入中华,直至845年,武宗灭佛而消失。景教在华不仅依佛仿道,而且也注意到儒家之“孝”,开始其在中国本土化的探讨。
  2)13世纪元朝“也里可温”出现,意味着景教从中原之外卷土重来、以及天主教经海陆丝绸之路的长途跋涉而来到中国,但其主要作为中国社会中的异族宗教,故而影响不大,并随着元朝的衰亡而消失。
  3)1551年耶稣会士沙勿略至广州上川岛,直至1552年他在岛上去世,未能真正进入中国内陆。此后1583年利玛窦、罗明坚入广东传教获得成功,利玛窦并于1601年到北京定居,随之出现中西文化的对话,并导致“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文化交流,兴起西方汉学。但这一格局后因“中国礼仪之争”而遭到破坏,从此基督教入华卷入中西政治之争,陷入复杂局面。此间于1685年俄罗斯东正教传入北京,17世纪荷兰新教传入台湾。基督教各派带来了不同政治影响,也带入多元的世界文化。
  4)1807年新教马礼逊到广州传教,并将《圣经》译为中文。不久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基督教全面入华传教,从而也被视为政治“洋教”,由此出现了中国现代基督教的未定特色及发展:究竟是“中国化”道路还是“普世性”持守?这一问题在不断得以解决,但仍未彻底解决。
  2.基督教在华的政治卷入
  这种基督教的政治卷入是多方面的,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理解上的复杂多元,也使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生存发展走上曲折、起伏之路。这些政治卷入大致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1)明清“中国礼仪之争”开始天主教宗教权威与中国帝王权威的直接对抗,康熙皇帝从同情、理解天主教转而反对、禁止天主教,形成长达百年之久的“禁教”历史。
  2)“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的强行传教,导致各地“教案”频发,民教关系紧张,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复杂、处境多变,不少地方动乱、冲突乃针对教会及其教堂。
  3)差会与西方各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政治联系,这样使基督教在中国的政治生态复杂化了,相关国家的政治影响亦随这些差会进入中国,其利益诉求亦会通过其关联教会而得以表达,呈现出多元政治的图景。
  4)传教士与英美对华外交联系密切,马礼逊来华后曾担任英国特使和驻华机构的职员和翻译,参加过相关的中英谈判或随英国外交官出使北京。而传教士参与对华外交在美国传教士那儿则更为典型,从伯驾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到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美国传教士在近现代中国政治中有着很深的卷入。
  5)基督教与国民党领袖人物有着密切关联,孙中山、蒋介石、王宠惠、冯玉祥、张学良等人都是基督徒,国民党政要的基督徒身份与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通过其传教士加外交官来实施形成了有机呼应,从而使来华基督教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变得极为复杂、十分微妙。
  6)新中国建立后西方教会的抵制,使这些教会做出了反对新生的中国红色政权的表态,其与西方政府当时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一致,参与了对中国社会及教会的封锁。这客观上促使中国基督教走上了爱国爱教之路。
  3.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
  鉴于上述分析,基督教的“中国化”从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和走向。这不仅是基督教本土化发展的具体体现,而且更是大多数中国基督徒的政治表达和选择。这体现在这一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之中:
  1)基督教“本土化”、“中国化”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国人的强烈自我认知、身份认同。
  2)20世纪初中国“自立教会”的创立就是尝试摆脱西方差会的影响或掌控,使基督教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能被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3)基督教“本土化”努力本身就包括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本土化,其实验是具有政治考量的,是具有朝向中华文化的向心力之方向的发展。
  4)“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并非纯粹的教会运动,而是重要的政治选择,中国基督教会的领袖吴耀宗等人正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多次劝说、引导下才决心发起这一运动的,因此“三自爱国”是中国基督教会极为宝贵的现代政治传承,今天仍然必须坚持下去。
  5)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发展,使坚持基督教发展的“中国化”方向成为“绝对命令”,也是中国教会的必由之路。
  因此,我们可以对基督教的“中国化”做如下概括:其社会政治原因乃是西方政治坚持反华立场,故而必须摆脱对其依属;其思想文化原因则是基督教理应融入中华文化传统,实现其文化转型;其民族意识原因在于教会应该有中国意识,中国基督徒首先是要宣布自己中国人,然后才能确认其基督徒身份;那种“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扭曲状态理应被淘汰;其教会发展原因在于中国教会的历史经历就是经过了本土教会、自立教会和三自爱国教会的奋进过程;其时代变迁原因特别是在于20世纪的世界巨变,以及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神学创建原因即应由西方神学转向中国神学,有中国的问题意识和中国的话语体系;其处境适应原因乃在于中国教会的积极适应,华丽转身,为社会贡献出其积极的功能和作用;而其共同命运原因则是体现中华民族今天共命运、图富强的姿态,努力实现“中国梦”,构建好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
  在基督教“中国化”这一“奋进的历程中”已经涌现出众多优秀代表人物,包括诚静怡、吴雷川、王治心、赵紫宸、吴耀宗和丁光训等人,发展出“爱的神学”、“相关神学”、“折中神学”、“融贯神学”、“和好神学”、“中庸神学”、“中和神学”等,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推动的“中国神学建设”,为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中国化”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和神学资源。
  结语
  基督教作为世界最大的宗教,在其两千多年来的发展中与西方文明形成了密切关系,它上承古希伯来、古希腊罗马文化,下导西方文化,在罗马帝国解体和中世纪欧洲重建过程中成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及核心内容,随之在整个西方以及世界文化的发展中形成了巨大影响。所以,了解、研究基督教,重视我国基督教的存在与发展问题,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对于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认识并走向世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化”是一种涵容和开拓,也是一种传承和创新,因而势必丰富基督教的思想文化内容,促成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理想转型发展。
本文转载自《陕西基督教》2017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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