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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谈”在福音传播事工中的重要性

2015-4-20 | 作者:南京 孙美慈 | 浏览数:1298 | 内容来源:本站编辑

  经文:徒2:1-11
  以上经文中福音传播成功的事件,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启迪。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传福音特别需要圣灵的降临并赐予能力,门徒们是因圣灵降临,被圣灵充满,并得能力,且用众人生来所用的“乡谈”讲说神奇妙的作为。由此可见,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乡谈”,对福音传播圣工是何等重要!其中所体现的“乡谈”精神和原理,在当今多元文化和宗教的世界,对我们传福音显得何等宝贵!今天我就与大家分享《“乡谈”在福音传播事工中的重要性》。
  《圣经》记载,当时前来耶路撒冷聚集过五旬节的人来自地中海世界的不同地方,他们中有帕提亚人、弗吕家人、埃及人、罗马人,还有克里特和阿拉伯人……,就经文所列出的地名来看不下有16个地方之多,而这些人都操持着各自的方言,或说“乡谈”,面对着这些来自各地操着各自方言的人,如何使他们能听懂使徒所传的耶稣复活的信息?是什么力量使得大约三千人听到之后觉得十分“扎心”?答案很清楚,那就是来自圣灵“火焰式的语言”——“乡谈”!(参徒2:9-11)
  “乡谈”,狭义讲,是指各地的方言,用各地方言向来自当地的人传福音,使众人听得明白,完全接受,这是神的作为,是圣灵降临的果效。但我们也从中看到,“乡谈”是传福音必不可少的语言工具,广传福音离不开当地语言。广义的“乡谈”不仅是指方言,也指不同地区的文化。其内涵广泛,既有口语、书面语,还有当地天文地理、风土人情、音乐娱乐、美术建筑等各种文化艺术。从此角度讲,“乡谈”是传福音能够运用的一切本地化工具,或是载体。
  今天,我们需要静心反观一下,在传福音的事工中,我们是否运用了“乡谈”的精神呢?
  最近,有一件事引起我重新思考“乡谈”对福音传播的重要性。有一段时间,山东曲阜要在孔庙附近建一座高达41.7米,容纳三千余人的哥特式基督教堂——圣三一教堂。网上掀起热议,首先是“儒家十位学者”联署反对在中国文化的“圣城”曲阜建教堂,在十个儒家社团、十个儒家网站支持下发布《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简称《意见书》),呼吁有关各方尊重中华文化圣地,要求立即停建该教堂。该《意见书》一发出就引起很大反响,于是,网上交锋针尖对麦芒,一时成为舆论热点。有人谩骂基督教,将这个问题上升到已经不只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中国人的文化情感和心理感受的问题。也有人批评发表《意见书》的儒学者,不必心胸狭窄,用狭隘陈旧的“此消彼长”的对立观点,排斥基督教。这件事情引起我们多方面的思考:
  一、从“和谐宗教”大局出发,应彼此尊重和包容
  宗教间的矛盾可以用交流和对话来解决,切不能只强调自身特点而狭隘和排他,更不能用“此消彼长”的传统思维方式去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共融。毕竟和谐是在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的协调与统一,如单渭祥牧师所言:“宗教和谐就是在宗教的多样性、平等性、和平性的基础上,追求‘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合境界,达到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谐状态。”虽然儒家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忧虑意识和文化承担值得人们肯定,但他们以文化对立的态度禁建基督教大教堂,则显得思想保守,心胸狭窄,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从中国基督教“本土化”角度来看,在孔庙附近建一个哥特式的“西洋”味教堂是否适宜?这应当引起我们反思。
  二、从“三自”原则、“本色化”来看,“乡谈”更需深思
  儒家学者南水先生就这件事曾这样说:“其实问题不在修基督教堂,而在于修这么高的一个教堂。我不反对修一个普通教堂,满足一些信徒的宗教需求,但坚决反对在曲阜修一个哥特式的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大教堂。”这番话让我们想到,传福音、建教堂需要运用“乡谈”的精神和原理。
  在此我很愿意分享自己曾两次逗留合计长达三年半之久的香港道风山的经验。道风山上最吸引人驻足久留的是30年代建造的基督教丛林的建筑群。这是一个典型的糅合了中西文化,典型地运用了“乡谈”精神的地方。该建筑群富有中国园林特色,古色古香,又具中式寺庙特色。其中类似佛教宝塔建筑的“圣殿”最具特色,“圣殿”的殿顶瓦列分两行,外形成八角形,蓝瓦红梁,檐角飞翘,尖顶中央竖立一十字架,每一檐角上,都竖立四个僧侣小像,圣殿外挂著一口从“景风山”搬来的大铜钟。远看似佛教的一个庙宇,其实它是基督教的一个教堂。圣殿坐北朝南,殿内里墙中央有“祭坛桌”,上面刻有立在莲花座上的十字架,旁有圣台,是牧师讲道的地方,两旁有联语:“道与上帝同在,风随意思而吹”。圣殿下方为静室,也称密室,名为“莲花洞”,内悬长明灯,十字架下安放莲花座,好像佛堂静室。不知内情的人,会误以为这是佛教的寺院。
  其实,道风山是由一名挪威籍基督教传教士艾香德牧师(Dr.KarlLudvigReichelt)创办的。他于1904年抵达湖南传道,并学习汉语。在湖南期间,艾香德接触到许多佛教徒。他曾在长沙郊县宁乡一座名叫沩(wei)山寺的佛教寺院中住过一个多星期,沩山寺当时有400多位僧人,每天早晚都要诵经,一天夜里,艾香德无法入睡,起床祷告时,他看见了“异象”:看见天上有一道门打开了,许多僧侣列队进去。由此他决心向出家人传播基督福音。
  1920年,艾香德回国争取支持,并成立挪威、丹麦、瑞典三国董事会,且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1922年,艾香德在南京和平门(也叫神策门,在今中央门和火车站中间)外购得一座小山,命名为“景风山”,取“景风东扇”之意。因此地临近火车站,交通便利,每日到这里来的僧侣很多。从1922年开始到1928年景风山因北伐战争中断工作为止,共接待僧侣、道士、喇嘛等5000多人,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北伐战争时期,景风山上的建筑全部被毁,但艾香德牧师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1930年,他来到香港,在香港沙田购得一片山地,当时此山的东南方向的山上已经有一座佛教寺院,他为了向佛教徒传福音,他邀得丹麦著名的建筑师艾术华(JohannesPrip-Moller)设计庞大的中国式带有寺庙风格的建筑群。内有一所礼拜堂、会议厅、图书馆,接待信众食宿的云水堂,以及一个专门制作和售卖基督教工艺品及书籍的艺术轩等。起名为“道风山基督教丛林”。道:是指“神的话”,风:是指“圣灵的能力”,丛林是“茂林绿野”,整个名称的意思是:愿神的话如灵风飒飒(sa),临于道风山上,使这片茂林绿野成为上主圣言之地。其宗旨就是要培育和发展基督教本土化灵修、艺术和礼仪,并致力文化和宗教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徽号则是一个插在莲花上的十字架。莲花十字,代表道风山基督教丛林。基督教的十字架置其上,下面有莲花,一方面莲花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出污泥不染”①又比君子,象征人之高尚品格、灵魂之圣洁和“纯洁清心”。很多人渴慕这种情操,但很难臻至完美,唯藉基督的爱和基督的十架,世人可达此境。所以莲花代表中国,也有基督教在中国生根成长的含意。另一方面也代表佛教,是为了争取佛教人士的好感,表示了道风山最初是向中国的佛教徒传播基督信仰的教会。
  艾香德之所以百折不挠地向中国出家人做传福音的工作,源于他对“道”的理解。艾香德认为,宇宙万象无不是“道”的体现,根据《约翰福音》第1章第1-18节,基督耶稣本名为“道”,乃是太初的大道,万物的本根,儒学的“朝闻道,夕死可矣”,道教的“道”生天地,佛教的明心见性的妙道,都是这种根本大道的体现。正是基于他对“道”这样的理解,所以,他不辞艰辛与曲折,而致力于向佛教徒、道教徒,以及信奉其他宗教的人传播福音。
  将出家人转化成基督徒,在旁人眼里应该是一件很难,甚至不可能取得成果的事情,但是由于艾香德牧师精通中国文化,而当时僧侣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生活又贫穷,所以他在山上设学校、招待所,提供教育、食物及生活所需,广施基督的圣爱,播撒福音的种子,对于穷困的僧人是很有吸引力的。30年代以来,由于内地战乱不断,大批难民涌入香港,道风山先后接待了数千不同宗教人员,帮助难民,从事慈善事业,也就是说,艾香德牧师是在圣灵的运行中,充分地运用了当时中国人所能够听得懂,看的懂,能够接受的“乡谈”,来传播福音,讲说神的大作为的。
  艾牧师于1952年3月13日安息主怀,遗体葬于道风山基督教坟场。艾香德向中国出家人传教的做法,历来褒贬不一,有赞赏的,也有批评的。尤其在他去世十几年后,香港同样也受到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有人把艾香德留下的许多文献资料,许多不同宗教教友留下的文物资料、书籍、日记、杂志等,都集中焚烧了,烧了三天三夜。1980年,瑞典宣教士任道风山院长,以整修为名,又焚烧了当年许多不同宗教教友留下的匾额对联,甚为可惜!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艾香德牧师在宗教交流与对话方面的贡献,已经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人士的认可。可以说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艾香德所创立的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为基督教的“中国化”和“本色化”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是不同宗教间和平对话的先驱。时至今日,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依旧在这方面继承了艾香德牧师的精神遗产。
  今天,当人们走到道风山基督教丛林,知道当年艾香德牧师所做的这一切后都对他给予肯定。因为他所做的,一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他所见到的异象)。二是他很好地掌握和运用了“乡谈”的精神和原理。无论是教会的建筑风格,还是他爱人的行为,他都用当时人的“乡谈”来传福音。同时,让我们看到他所做的确实深得“众人的喜爱”。
  再看曲阜建教堂受阻这件事,尽管儒家学者自身定位不妥,且将尚有争议的儒教奉为正宗,硬将孔子当作神。我们知道,孔子从来没有说自己是神,也从来没有想要别人把自己奉为神。尽管历史上多次发生耶儒争吵,且争吵由来已久,但是早在四百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时,基督教与儒学的对话就已经开始了。借着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教士的仁爱、宽容、智慧、博学,这场对话开展得有声有色,大有成效,连当时极力反对天主教的儒者陈侯光也在其《辨学刍言》中这样说:“近有大国西夷,航海而来,以事天之学倡,其标号甚遵,其立言甚辨,其持躬甚洁。辟二氏而宗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圣人生矣。”
  从我们能看到的图片资料来看,外国宣教士来华后,喜欢着中国服,学中文,表明他们愿意与听众认同,并用听众的“乡谈”来传福音。使我们看到,其实,儒学与基督教并非不能融合,孔庙与基督教堂并非不能并陈,关键是双方都应当考虑到更广大民众的情感、认识和文化素质等因素。从中国基督教的“自传”角度来看,我们更应当考虑到地方的“乡谈”因素。诚然,中国基督教自倡导“三自”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包括中国人对基督教是“洋教”的认识得以改变,认同基督教是中国人自主自办的教会。但是,在教堂建筑方面,不可否认的,我们还是喜欢用明显带有“西洋”味的哥特式风格的建筑来向人宣扬基督教,造成了哥特式建筑等于基督教堂的心理定势。连不信的人一看到有哥特式风格的建筑就认定这就是基督教堂。这无疑也会让一些尚未接受福音的中国文化人士以“拒绝西洋文化”之名义而拒绝福音,使福音因为文化拒绝而被拒绝,如同把洗澡的婴孩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确,在当今中国许多人崇尚“洋化”或“洋气”的心态下,建筑哥特式风格的大教堂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住在我们中间,带给我们丰满恩典与真理的“本色化”方面的启示,还有,我们传播福音事工中不可缺少的“乡谈”精神和原理。因此,在我们传福音时,无论是在建筑方面,还是在语言方面(包括我们的行为语言),要在圣灵的感动下,善用听众的“乡谈”,宣扬神的作为。
  《圣经》作者马太乐意用“亚伯拉罕子孙”和“律法和先知”的预言向犹太人论述基督,而约翰则用哲学味道很浓的“道”向崇尚智慧的希腊人传扬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各自找到了不同听众群的“乡谈”。这些都可以给我们极大的启发,但愿我们能看到“乡谈”在福音传播事工中的重要性,并善用之。

  ①北宋时期,理学开创者周敦颐定居到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边著书立说,他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提出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他认为菊花像人间的隐士,牡丹像人间的富贵人,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像人间的君子。周敦颐?《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皆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迎骄阳而不惧,出淤泥而不染),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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