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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

2016-7-29 | 作者:南京 严锡禹 | 浏览数:626 | 内容来源:本站编辑发布
  1950年7月28日,中国基督教40位教会领袖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便是著名的《三自宣言》。在这篇不足千字的宣言中,中国教会的前辈不仅阐明了基督教在新中国的任务,而且毫不隐晦地指出,现在所倡导的三自,是中国基督教已经在开展的运动,并且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宣言说:
  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用有效的办法,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同时提倡自我批评,在各种工作上实行检讨整理,精简节约,以达到基督教革新的目标。
  引文中向我们传达的信息十分丰富,首先,基督教在新中国努力的目标是培养“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继续推进业已开始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这场运动在过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期望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的大环境下,尽快完成这项任务。文中提出的“自治、自养、自传”被形象地总结为三自,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基督教的重要任务。
  那么,中国基督教过去已经倡导的三自运动是什么呢?答案当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
  所谓自立,是指教会在行政、财政、人事等各个方面,皆由本地教会中国信徒或传道人负责。换言之,教会的一切事务,包括行政与教务,皆由中国人自主。同时,也尽可能由中国信徒的奉献来支持教会的日常工作。
  早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有一些先进的传教士和中国传道人发出教会自立的呼声,有的地方甚至已经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从传教士方面看,19世纪后期,有少数传教士意识到教会自立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大胆任用中国同工,主张用中文作为教会办公语言,报刊杂志上多用儒家词汇。最为实质性的举动是创办神学院,通过系统的神学教育来培养中国传道人。统计资料显示,1876年,由传教士主办的神学院(不一定都叫神学院),共有20所,在校学生231人。这股办学之风,一直持续到20世纪,而且从19世纪后期开始,水平不断提高,规模也不断扩大,有许多神学院发展成为大学,神学院则成为大学中的一个部门。
  从中国传道人方面看,自19世纪后期起,由于一些知识分子加入中国教会,他们中有不少人拥有较强的民族意识,早期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就在这些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传道人中开始了。
  陈梦南(1841—1882),名觉民,字梦南,号梦觉居士,新会外海人。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品学皆优。30岁那年,有一天,偶然的机会,他进入八约浸会,听了一场道。礼拜结束后,会众先后离去,陈梦南则久坐在教堂里,陷入沉思,显然受到讲道的触动。八约教会的黄梅牧师见状,主动与他交谈,事后,还送了一本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撰写的《天道溯源》给他。
  陈梦南回到家后,认真阅读《天道溯源》,深有感触。此后,常常前往教堂,与黄梅牧师谈经论道,黄梅牧师则不断向他推荐书刊,两人因此交谊甚厚。第二年,教会兴办义学,招收贫困孩子入学,陈梦南应聘任教,时年31岁。不久又受浸加人教会。
  当时,社会上对于教会及信徒多有传言,称基督教为洋教,与中国礼仪不符,伤风败俗。受洗加入教会的人,不过是看中了洋人的金钱,吃教而已。陈梦南听到这些议论后,深感不安,寻思改变。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与几位志同道合的中国信徒一道同心祷告,期望办一间中国信徒自己的教会。不久便用筹得的资金,在广州珠江南岸租了一间屋子,开始自己办教会。为了专心办教,陈梦南辞掉了教会义学的教席。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在南洋华人信徒的资助下,陈梦南在长堤潮音街购买了一间房子,稍加装饰,充作教堂。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就以所购房屋为基础,成立了“华人宣道堂”,开中国人自立教会的先河。陈梦南一边传教,还一边与传教士合作翻译灵修著作,因劳累过度,于1882年去世,年仅42岁。
  席胜魔(1835-1896年),本名席子直,山西人,前清秀才,因吸食鸦片而愤世嫉俗。1879年,循道会传教士李修善到山西赈灾,出了六个题目向山西各界公开征文,征文共设四个奖项,其中头奖可获纹银三十两。席秀才用不同的名字写了几篇文章应征,结果,在四个奖项中,他一人独得三个。为此,李修善请他作自己的中文教师,不久席秀才信主,戒掉鸦片烟,更名席胜魔。1881年,席胜魔在山西邓村创办福音堂,倡导自立、自养、自传,不与任何差会发生隶属关系。1886年,席胜魔成为内地会牧师,更加积极地在山西洪洞、平阳、大宁一带推动教会自立,鼓励信徒走自立与本色化的道路。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努力,从总体上看,19世纪自立教会的比例还是非常少的,尤其是要做到经济独立,难度实在很大。据统计,1876年,全国有教会312处,完全自养的有18处,到1889年,共有教会522处,完全自养的有94处,所占比例都很小。
  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得以普遍开展,并且取得明显效果,是在20世纪头三十年。段琦在其著作《奋进的历程》中,对20世纪头20年中国自立教会作了分类,大致可分为三类。
  综上所述,1902-1920年中国教会自立运动基本可分三大类:
  第一类是强调脱离外国教会,力求成为“中国人的教会”,力主“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绝对不受西教会管辖”。这类教会主要在华东地区发展。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就属于这类教会。
  第二类是华北的中华基督教会模式,以联合与自立相结合,在组织上脱离外国教会,联合不同教派的中国信徒,但仍与各差会保持良好关系。
  第三类是在教派内发展自立自养,与差会保持合作关系,这类教会模式主要在华南。如闽南厦门、漳州、金井等教会均如此。
  俞国桢与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成立于1906年,发起人是上海闸北长老会堂的俞国桢牧师,他在自己负责的闸北堂的基础上创立了这个自立会。自立会订立了九条简章,其中第一、二条说明了该会的命名与宗旨。
  一、命名:本会之设,由各会华教友,忧教案之烈,悲外患之日亟,为消弭挽救而组织,具有爱教爱国之思想,自立自治之精神,故定名曰耶稣教自立会。
  二、宗旨:本会既命名自立,凡事不假外人之力,以期教案消弭,教义普传及调和民教,维持公益,开通民智,保全教会名誉,顾全国家体面为目的。各会华教友,不分彼此,不限区域,庶几联合同志,合而为一。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一经成立,得到全国教会的响应,到1915年,加入自立会的教会已遍布16个省及南洋各地。1919年,在上海江湾建永志堂,作为自立会全国总堂。1920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大会,共有会所189处,会员一万多人。到1924年,会所达到330处,信徒则达到2万多人。
  中华基督教会起源于山东潍县,1908年,山东长老会20多人在潍县开会,讨论在华北传教的问题,结果,一致通过以中华基督教会的名义在这些地区传教。这就是中华基督教会的由来。
  20世纪初,除了自立教会兴起以外,还有本土教会,也不容忽视,因为它们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深厚的本土化色彩。本土教会主要有1917年成立的真耶稣教会,发起人为魏保罗,1921年成立的耶稣家庭,发起人为敬奠瀛,以及同年成立的聚会处,发起人为倪柝声。关于这三个教会的情况,当另文介绍,此处就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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