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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

2016-6-22 | 作者:福建 岳清华 | 浏览数:821 | 内容来源:本站编辑发布
  摘要:中国基督教当在中国疆土上立足,在中国文化中生存,与中国文化相互依附,与国家荣辱与共、并肩前进。中国基督教应当从神学、释经、文化和牧养四个方面去实践基督教中国化,使中国基督教既健康,又发展,神人共悦!

  基督教中国化是当前我国基督教会当行走的历史进程和时代使命。中国基督教是基督教,但不是西方的基督教,也不是走样的基督教,乃是在中国疆土上立足,在中国文化中生存,与中国文化相互依附、荣辱与共、并肩前进的基督教,目前虽有不足,但正往此路向前进。基督教在中国如何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瓜果飘香,这不能拿别人的,用别人的,而要自己思想、摸索、实践、创造,从神学、释经、文化和牧养四个方面去实践基督教中国化。

  一、以神学实践基督教中国化

  基督教在历史上曾多次触及这块大陆,多少时候是致力于找到立足之地疲于奔命。难有机会去进行充分的神学思考。就当前中国教会来说,也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基本建设方面。质量与数量的增长不够平衡,硬件与软件建设步调也不甚一致。“神学是教会灵性经验的理论,是历史上某一个特殊时代中教会的宗教经验的总结。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它从传统教义和信仰的内容出发,将教会某些新鲜而具有特性的灵性经历在理论上加以整理和提高,并回过来用它来指导教会的工作,指出她前进的方向”(陈泽民)。按照这种神学的界定,我们可以说目前中国教会尚未形成自己整全的系统神学。中国信徒心目中的上帝就是寻找亡羊的牧人,等待浪子归家的父亲。爱与公义是其本质,他用不弃人的爱来拯救人类,并与人类同甘共苦。只有感同身受的人才能够真正理解及领悟信仰,才有真正的属灵经验。汪维藩教授曾说:“‘道在这里成为肉身’。‘这里’,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且又饱经忧患,历尽沧桑的民族;而基督的‘肉身’,则是在苦难中与自己的民族认同,并在苦难中造就了自己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教会。”
  中国基督教无疑是从西方传入的,在神学思想方面也是继承了西方基督教的理念。值得肯定的是西方传教士给我们带来的《圣经》,通过圣灵引导,我们从上帝的言语和启示中得到了福音。但是,在神学思想方面西方的东西是不能照搬的,因为不同环境中产生出来的灵性经验总结并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虽然在“五四”前后,出现了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教会的神学家,诸如赵紫宸、谢扶雅、贾玉铭、吴耀宗等。这一批有识之士起而创导教会革新一直延续至今的三自爱国运动,已表明中国教会在行政、经济、组织、人事等方面充分获得独立自主。但在神学思想方面则依稀可见西方留下来的不利因素。诸如贫穷乃属灵、受苦即爱神,听神的不听人的,等等。在今天办好教会的大形势下,仍然需要从思想方面彻底消除对西方的依赖性。基督教中国化只能在教会生活与社会生活实践中去捕捉信息,赵紫宸先生也曾如此说道:“神学是要与教会有深切相关的思想家,由上帝的恩佑,由心血里吐出来的。中国教会的革利免、奥利金、奥古斯丁等人,将要在教会的苦难里锻炼出来。”可以说,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思考,是在牧养中不断实践得出来的,而非用口喊出来的。

  二、以释经实践基督教中国化

  基督教中国化至关要紧的是释经中国化。西方国家及海外反华人士把《圣经》中的“大红龙”、“大淫妇”解释为“共产党”,等等,这都是错误的释经。牧养、引导信徒的根本在于《圣经》,圣经是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另外,惟独圣经、圣经无谬误等主张一直主宰着整个基督教世界,《圣经》的教导成为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基本标准,而对《圣经》教导的理解决定了信徒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因此,影响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就不单是《圣经》,而是如何解释《圣经》。这样,基督教中国化才有《圣经》基础,才能得到信徒的拥护和支持。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会,无论是寻求自己的神学支点,建立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抑或是中国教会固本强身,完善自身的运作机制、管理模式,还是神学思想建设,挖掘教义中的符合社会进歩要求和时代发展的积极因素,回应时代的挑战,都应回归《圣经》,务必拥有一整套合乎神的旨意,合乎时代进步精神的释经体系。
  以释经实践基督教中国化,可以推动本土释经运动,挖掘《圣经》真意、结合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结晶和参考中国基督徒的灵性经验,使释经作品能够在神州大地上接地气,在世界释经讲坛上也能够大胆发声,而不是一概使用舶来品及翻译本。

  三、以文化实践基督教中国化

  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曾经展开的灵性对话和思想认同,颇值得我们反省和深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清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曾以其在中国文化氛围中的切身体会而认识到,传播基督教的最佳途径便是找出基督教教义与儒家等中国思想文化的相似性、共同性,证明二者之间可以相互比较、相互包容、触类旁通。正如卓新平所言,“就基督教本身而言,在中国面向全球化、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教会凭什么可以发掘相应的思想资源来构建其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只能是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来结合基督教信仰的一些基本要素,构建出自己的神学话语体系。这种创建不是简单重复引进西方的神学话语体系,局限和满足于对之解读、诠释。能有一个中国教会的文化色彩是对世界基督教发展的丰富和完善,中国教会要更多地体现出中国的文化色彩,用中国的思想文化来表述。我们不是说中国基督教在各个方面都不要西方的原有形态,而是让其化入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开放性也本来可以使之中西合璧、时代更新。”
  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许伦胜牧师很有见地指出,“基督教信仰的特殊启示和中国文化的普遍启示都源于上帝的启示,而将上帝所启示的两种文化融为一体,则将形成福音传播的管道。信仰当与文化有机结合,正如有位神学家所说的,“信仰是文化的内涵,文化是信仰的形式”。以中国文化来表达基督教信仰这是当下有效的信仰呈现方式。
  在现代社会重新审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思潮中,中国文化发展正面临着一次新的突破,而基督教在中国的适应亦面临着一次新的机遇,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从学术层面来看,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从文化的角度解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发展模式的选择。在经历了各种文化运动和艰难变革之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阶层在社会现代化的氛围中重新开始沉思中国文化的命运,探究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意义。这种沉思和探究通常会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契合及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基督教在中国之文化适应及融入的可能与极限这些被人普遍关注却未根本解决的问题来展开。中国文化和基督教在过去上千年的碰撞与交汇,已使双方在彼此认知上更为冷静和成熟,二者的思索与反省亦开始走出以往的偏颇和困惑。因此,这些具有突破意义的变化势必给人们的认识带来一些新意。其结果将会影响到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当前开放社会之中的双向契合。某种文化因素在进入另一种文化体系时,势必要寻求与之相关的回应及共鸣;而某种文化体系之所以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也在于其本身有一种内部的运动或冲动来促成。正是从这一意义而言,文化交流中的双向契合既有可能,而且也极为必要。
  从某种角度看,基督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在诚信、仁爱与道德各方面更应该也是可以发挥其指引作用的,可以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和谐社会做贡献。这岂不是基督教的正能量吗?

  四、以牧养实践基督教中国化

  以牧养实践基督教中国化,这将决定教会发展的方向及成效。以福建教会为例,福建省基督教联合圣歌团于2013年6月份赴塞尔维亚参加第三届国际合唱节。出访前夕,团员们前往一间教堂排练预演,始料不及被堂会青年团契的负责同工拒绝。理由很简单:教堂里不能演唱中国传统民歌《苿莉花》、《半个月亮爬上来》“这些属世界的歌曲”。他们强调教堂是敬拜上帝的处所。诚哉斯言,我们不能责怪这位同工。相反,教会教牧人员有责任。原因是教堂的讲台供应发生偏差,未能按时分粮。
  神学思想建设开展将近20年了,引导中国基督教和谐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教会在国内外的形象,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现在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能按照《圣经》教导,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理解福音,从而在新的时代处境中建立纯正的信仰、活泼的灵命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越来越多的教会逐渐走出了只关心个人得救的狭隘信仰模式,关心他人、关爱社会,积极从事公益慈善活动,赢得了社会的好评;越来越多的教牧人员更加自觉地与不同宗教信仰者加深认识、互相尊重、和睦相处,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今后,进一步推进神学思想建设,除了要在“深化”上下功夫,就新形势下深化三自爱国运动的内涵、中国基督教的教会论和教会体制等关涉中国基督教发展的重大问题搞好研讨,积累理论研究成果外,还应加强讲台、传播牧养的中国化。
  牧养的一种方式就是透过教会的讲台,教会的讲台是牧者宣讲《圣经》信息的所在,也是信徒与教会发生联系的重要处所。这里发布的所有信息,包括对信仰、教会、历史、社会的看法和观点应该是神圣的,不仅仅是安慰和教导,从某种角度而言,讲台是命令,是所有基督徒和慕道友行事为人的准则。
  就福音的传播和牧养而言,中国教会必须在上帝与时俱进的自我启示中,根据基本信仰,遵循教会传统,用国人能够理会的语言和形式表现基督教的信仰、思想和文化。只有这样,才能让基督教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园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参与中国梦想的进程。因此,能否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关系到基督教在中华大地的命运和前途。只有中国的,才是世界的;只有本色的,才是普世的。只有真正成为中国的基督教,在神学上真正建立起中国基督教的内在自我,中国基督教才能以一个完整的、具有中国化特色的基督教形象出现在普世教会之林。要促进神学思想建设成果转化,更好地按时分粮,当务之急就是要抓好神学思想建设宣讲团的建设。宣讲团成员既要通过研讨、交流和出版讲章,进行示范,扩大影响;也要在重点教堂和边远地区进行宣讲,深入基层,以点带面。我们宣讲的对象是信徒,宣讲的形式是讲道,而不是研讨,所以必须拥有圣灵的工作,而非录像棚,这样可接近信众的情绪和情感,让宣讲普及、深入,收到实效。建议利用神学院的和各地两会培训班的教学资源,对宣讲团成员进行培训,帮助其了解释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的最新发展,优化其知识结构,使之能更忠实于《圣经》的释经讲道。根据中国教会存在的普遍性、重大性问题进行调研,组织专才,进行课题研究,有针对性地安排宣讲主题,拓宽宣讲思路。建议全国两会专门为宣讲团成员提供宣讲版本、范本。建议各地教会,实行省际互动协作的工作机制。把宣讲团的活动纳入到各省两会的年度计划,借助各地两会的力量,全面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的宣讲工作,切实地提升讲台供应的水平。
  教会牧养应当引导信徒参与社会建设及参政议政,一方面改变基督教与社会脱离和对立的面貌和实况,另外一方面,也让社会和政府接受并承认基督教不是“洋教”。这样的基督教才是真正的中国化的基督教。
  今天很多教会卯足劲在建教堂,多了一座宏伟的建筑物也许只是增加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而在教会的健康发展和满足上帝的心意方面未必有用。同样,很多教会在想方设法发展教会的人数,但未必对社会有正面的影响、真正做到“爱国爱教、荣神益人”。所以,我们需要立足中国,在神学、释经、文化、牧养方面本于《圣经》真理和正统的系统神学,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和文化,以处境化和本色化的方式不断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使神的旨意行在中国如同行在天上,促使中国教会为普世教会提供一个属灵的、属于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
本文转载自《陕西基督教》2015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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